从8世纪到11世纪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骁勇战士——维京人，如同怒涛般席卷了欧洲大陆。他们以其精湛的航海技术和无畏的战斗精神，多次深入欧洲腹地，或为掠夺财富，或为开辟新的生存空间。这股席卷整个欧洲的历史洪流，被后世称为“维京时代”。彼时，维京人的活动范围之广，足以跨越欧洲内陆，触及北极圈的冰封之地，对欧洲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　　维京人向外扩张的根源，在于北欧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日益加剧的生存竞争。匮乏的土地和有限的资源，迫使这些北欧的儿女们扬帆启程，踏上漫长而艰险的探索之旅。最终，一条横跨波罗的海沿岸，穿越广袤东欧平原的贸易动脉就此形成。这条由维京人精心开辟的航道，不仅是商品交换的桥梁，更成为东欧地区文化交流与发展的重要推手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在欧洲的南端，文明的曙光早已在地中海地区闪耀。起源于爱琴海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，如同璀璨的星辰，在古埃及和小亚细亚文明的映照下，绽放出绚丽的光彩，延续了近一千五百年。随后的迈锡尼时期、荷马时代，直至希腊城邦的崛起，爱琴海周边地区与古埃及、腓尼基人一道，在地中海编织起一张密布的海上贸易网络。直至亚平宁半岛的罗马人浴火重生，他们扫荡了希腊的殖民势力，与北非的迦太基展开殊死搏斗，最终将地中海的霸权收入囊中，成为地中海文化新的主宰者。

　　在克里特文明的辉煌与罗马帝国的崛起之间，漫长的岁月中，北欧人蜷缩在寒冷的地带，与地中海文明的核心区隔着遥远的陆地，处于欧洲文化版图的边缘地带。严寒的气候限制了农业的发展，稀缺的阳光、雨水与贫瘠的土壤，使得渔猎、牧业和贸易成为北欧人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模式。更重要的是，欧洲复杂的地形使得贸易成为连接不同地区、促进群体交流的生命线。

　　贸易不仅能够整合地理板块，孕育共同体，更能驱动扩张的步伐。然而，北欧地区资源的相对匮乏，使得暴力成为维系贸易、获取资源的常用手段。早在早期，北欧人便沿着既有的南下路径，开启了探索与迁移的历程。这些先行者，被称为日耳曼人。当西罗马帝国轰然倒塌，南下的通道已被日耳曼王国所占据，北欧人不得不寻求新的贸易方向。

　　中世纪的北欧人，是日耳曼民族的一个分支，他们与法兰克人、撒克逊人、盎格鲁人等不同，其祖先北迁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，并占据了原住民萨米人的土地。在当时，这些北欧日耳曼人拥有多种称谓：“维京人”是西欧地区，如法国、英格兰、爱尔兰等地，对丹麦、挪威沿海地区袭击者的称呼；当这些群体定居下来后，便被称为“诺曼人”，其中以法国诺曼底公爵的支系最为人所知；而“罗斯人”则是芬兰-乌拉尔人对瑞典南下者的称呼，意为“北方来客”；“瓦良格人”则是斯拉夫人对瑞典人的称谓，强调了他们商人的身份。

　　从这些不同的称谓中，我们不难窥见北欧人内部的多样性以及他们强大的扩张能力。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，地中海地区正处于古埃及和希腊迈锡尼时期，地中海的商人就已经远赴波罗的海，收购珍贵的琥珀，并将其运回故土，换取黄金。这条从波罗的海一路南下至地中海的贸易通道，便被后人称为“琥珀之路”。

　　琥珀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，虽然并非生活必需品，但它却维系了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北欧日耳曼人的生存。贸易的顺畅离不开通道的稳定，而战争与迁移的动荡，使得琥珀之路的路线几经调整，但沿河而下的交通方式始终是其主要的脉络。

　　大约从10世纪开始的中世纪暖期，为北欧人的扩张提供了另一层驱动力。欧洲气温的上升，使得中北欧地区出现了更多可耕地，带来了财富的增长和人口的繁衍。在内部竞争和外部诱惑的双重压力下，寻找新的贸易通道的需求愈发迫切。相比于丹麦、挪威人偏爱的大西洋路线，东部的瑞典人则将目光投向了从波罗的海出发，经东欧河流，最终抵达黑海，与拜占庭帝国建立联系的东方航线。

　　在瑞典人南下之前，他们已经牢牢控制了芬兰湾和波的尼亚湾等关键区域。而南下征程中的第一个严峻挑战，便是盘踞在波罗的海与乌拉尔山脉之间的芬兰-乌拉尔族群。这些族群原本是北欧人毛皮贸易的重要来源，然而，为了打通连接波罗的海与拜占庭的通道，瑞典人必须清除沿途的障碍，从卡累利阿地峡，穿越伊尔门平原，直至第聂伯河。

　　在北欧人南下的过程中，芬兰-乌拉尔族群尚处于部落阶段，未能形成强大的抵抗力量。入侵者们迅速控制了伊尔门平原的航道，并在沿河地带建立了一系列据点。其中，诺夫哥罗德于859年建立，据传，瓦良格人首领留里克应斯拉夫贵族的邀请，率军在此建立了政权。关于这段历史，史学界存在分歧：俄罗斯学者倾向于将留里克视为斯拉夫化的瓦良格人，而西方学者则更倾向于将其解读为一场征服。

　　无论真相如何，诺夫哥罗德都成为了古罗斯的发源地，也是东斯拉夫文化的重要起点。斯拉夫人从中欧迁徙而来，于9世纪抵达伊尔门平原，主要聚居在第聂伯河上游，并在第聂伯河与杰斯纳河的汇流处建立了基辅。尽管基辅在东斯拉夫历史上的地位更为重要，但在882年，诺夫哥罗德国王奥列格征服了基辅，并将其纳入了瓦良格留里克王朝的统治之下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